長期以來，我國新能源消納政策要求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上網，不惜代價消納到最后一度。例如，本應該保證安全的應急調度也要將“棄風棄光”作為威脅“安全”的一項內容，又如某區域市場將清潔能源棄能作為出清的懲罰系數，要求消納明顯配置劣化的部分可再生能源。當講“經濟賬”的時候，總有一些觀點說要“算大賬”，不要在乎局部得失，即使出臺過激勵的調峰政策也在所不惜。那么問題來了，竭盡全力消納可再生能源的初心是什么？實際上，盡可能消納可再生能源的初心并不是為了消納而消納，而是為了真正減少碳排放。消納可再生能源電量本身只是手段，不能減少碳排放的可再生消納手段和場景實際上已經背離了初心。

（來源：電聯新媒 作者：楊帆）

為可再生能源發電騰出更多發電空間需要火電機組降出力。然而，眾多火電機組不僅承載著供電的重任，還肩負著供熱的關鍵使命，機組無法輕易削減供熱量，而這也直接制約了燃煤機組降低發電出力的能力。近年來，電廠對煤電機組進行靈活性改造，通過加裝電鍋爐的方式，能夠在實際機組不減少出力（保證供熱）的情況下，讓關口表計量的上網電量大幅降低，從而實現新能源消納。但是，使用電鍋爐消納新能源是否沒有碳排放？是否在所有場景下都可以減少碳排放？

電廠用電鍋爐的發展歷程及其作用

電鍋爐也稱電加熱鍋爐、電熱鍋爐，顧名思義，它是以電力為能源并將其轉化成為熱能，從而經過鍋爐轉換，向外輸出具有一定熱能的蒸汽、高溫水或有機熱載體的鍋爐設備。

我國電力工業起步較晚，解放前，我國還沒有自己的電鍋爐制造業；解放后，我國先后在哈爾濱、上海、四川、北京、武漢等地建立了電鍋爐生產基地。在民用領域，電極鍋爐及系統主要應用于城市供熱；在工業領域，電極鍋爐廣泛應用于火電企業啟動鍋爐，并為造紙、化工、汽車、造船和食品等企業，提供生產用的高品質蒸汽及高溫熱水。近年來，在我國東北地區，電鍋爐與火電機組配套應用快速發展。在新能源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東北區域電力總體盈余，低谷調峰成為東北電力系統運行最緊迫的需求，集中表現為熱電矛盾爆發，風電、核電等清潔能源發電嚴重受限。2016年春節期間，東北電力系統低谷調峰缺口達500萬千瓦，電力平衡極端困難，26座主力熱電廠被迫單機供熱，存在巨大的民生風險。在調峰政策的強激勵下，火電機組紛紛加裝電鍋爐進行靈活性改造，以期在調峰市場中獲取更高的收益，電鍋爐由此廣泛普及。

火電廠加裝電鍋爐的優勢在于可以提升自身靈活性。供熱期內，當電網無法消納風、光等新能源發電負荷時，機組投入電鍋爐，將電能轉換為熱能進行儲存并向外供熱，電鍋爐功率抵減機組上網功率，使電廠同時滿足對外供熱和調峰的需要，為新能源機組讓出發電空間。在火電廠有頂峰需求時，電鍋爐放熱，此時電廠可減少供熱出力，增加發電出力，達到增強火電廠頂峰能力的效果。

然而此種方式的問題在于，由于電鍋爐供熱是將煤炭轉化為高品質蒸汽生產電能，然后再次將電能轉化為熱能，相較于機組直接用蒸汽供熱增加了能量轉換的過程。從能源利用效率來講，能量轉換過程必然存在損失，能量轉換次數增加會導致能源利用率降低。但是供熱機組使用電鍋爐可以壓低上網出力，為新能源消納讓出空間，消納的新能源越多，煤耗就節省的越多。所以要回答“裝電鍋爐來消納可再生是否真的會降低碳排放”這個問題，需要計算不同場景下電鍋爐使用與否兩種情況下的耗煤量。

多場景下的電鍋爐煤耗分析

筆者在“三北”地區的六省（區）選取十多個熱電機組，以安裝或假設安裝電鍋爐的場景下進行測算，發現電鍋爐不是在任何場景下都可以省煤，在系統熱負荷低的情況下，加裝電鍋爐雖然上網電量為零，但是實際上總煤耗較不使用電鍋爐煤耗更高。

以某電廠為例，該廠有四臺300兆瓦機組，配置一套容量為526.32兆瓦的電極爐調峰鍋爐，電廠最大供熱能力約為1400兆瓦，最小供熱需求600兆瓦。將熱電機組煤耗按供電煤耗與供熱煤耗之和作為總煤耗。考慮供熱對降低供電煤耗的影響，折算不同供電負荷水平下的煤耗，供熱煤耗標準煤耗率近似取38千克/吉焦。

測算環節設置兩種場景，第一種為供熱中期早晚間時段，此時溫度低供熱需求最大，第二種為供熱早晚期全天時段、供熱中期午間時段，此時環境溫度回升，供熱需求最小。每種場景下以帶相同的熱負荷為前提，分別設置使用電鍋爐和不使用電鍋爐兩種情況，比較兩種情況下的總煤耗。其中，使用電鍋爐情況下，機組發電全部用來供給電鍋爐和廠用電，上網電量為0，而不使用電鍋爐情況下，機組供熱同時帶最小電負荷，此部分電量扣掉廠用電后上網，上網電量相當于使用電鍋爐消納掉的新能源出力。

方式一：供熱需求為最大（供熱中期早、晚時段）

設置邊界條件為電廠對外供熱1400兆瓦，以使用電鍋爐供熱、不使用電鍋爐供熱兩種情況分別將能量消耗轉換為標準煤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最大供熱需求下機組運行參數表

不使用電鍋爐供熱的情況下，電廠實際上網出力為782兆瓦時，該部分電量可以視作使用電鍋爐后可再生能源的消納增量。也即，加裝電鍋爐消納可再生并滿足固定的供熱需求，單位可再生折算減少煤耗：(445021.2-316780.80)千克/782兆瓦時=163.99克/千瓦時

考慮到兩種方式產生相同的供熱量，可將煤耗均視為供電進行對比，即相當于多消納的可再生能源每度電消耗標煤310-163.97=146.03克。

方式二：供熱需求最小（供熱中期午間光伏大發時段，供熱早、晚期全天時段）

設置邊界條件為電廠對外供熱600兆瓦，此時有兩種運行方式，一種為四臺機組運行方式，一種為三臺機組運行方式。

表2 最小供熱需求下4臺機組運行參數表

四臺機組運行方式下，不使用電鍋爐供熱反而更加省煤。可再生消納折算后的煤耗增加量為：

（218460.8-213052.4）千克/278兆瓦時=19.5克/千瓦時

相當于多消納的可再生度電煤耗370+19.5=389.5克/千瓦時

表3 最小供熱需求下3臺機運行參數表

三臺機組運行方式下，不使用電鍋爐供熱依然更加省煤。此時使用電鍋爐來消納新能源，相當于新能源每發一度電的耗煤為：350+（208461.5-205819.5）/377.37=357克/千瓦時

由此可見，電鍋爐不是在任何場景下都可以省煤，在供熱中期午間時段和供熱早、晚期全天時段供熱需求小，在供熱中期早、晚時段供熱需求大，在整個供暖季中，供熱需求小的情景同樣持續很長時間。供熱機組加裝電鍋爐在熱負荷高的時候可以省煤，而在熱負荷低的時候反而會消耗更多煤；同時使用電鍋爐消納新能源也不是與火電自身壓出力消納新能源減少等量的碳排放，機組為給電鍋爐供電同樣消耗了能源。這是因為當機組負荷較高時，減少部分抽氣換電鍋爐帶相應的供熱負荷，此時機組鍋爐效率下降幅度相對較小。而當供熱需求變小，機組為滿足電鍋爐供電需求需要額外帶一部分電負荷，此時機組帶電負荷多而熱負荷少，如果機組繼續維持較高的熱電比，將出現部分供熱蒸汽排空，而如果機組降低供熱比，機組運行接近純凝工況，度電煤耗則上升明顯。同時如果考慮電鍋爐以及新能源的固定投資多帶來的碳排放，低熱需求下使用電鍋爐耗碳將更多。不使用電鍋爐情況下使用機組本身抽氣供熱提高了鍋爐的總負荷帶動鍋爐功率上升。同時計算在低熱負荷需求時機組壓低電鍋爐出力，保持機組熱電聯產的最佳性能，經過計算也可以降低煤耗。因此，如果機組在調峰費用過高的強政策激勵下，為了獲得較高調峰收益把電鍋爐帶滿而損失機組性能，就與電力系統整體節能減排的方向背道而馳了。

多措并舉實現低碳發展

電鍋爐技術可以增加機組靈活性，一定情景下能夠有效消納新能源，但在熱負荷較低時，使用電鍋爐調峰反而會增加碳排放，如果僅僅是為了調峰而使用電鍋爐，便會與節能降碳、綠色發展的初衷背道而馳。要讓電鍋爐技術真正為綠色低碳發展服務，還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努力。

一是綜合考慮新能源消納成本，全流程核算碳排放。以電鍋爐技術為例，供熱機組加裝電鍋爐消納的可再生能源并不是完全沒有排放的，機組為滿足電鍋爐供電需求多消耗的煤就是此時可再生消納的排放來源。任何新的消納技術在投入應用前都需要經過全流程碳排放核算，并非“只要能消納新能源就一定是更加低碳的技術”，為了完成新能源消納而降低能源利用效率甚至浪費能源是得不償失的。

二是要優化調峰輔助服務激勵機制，避免過激勵，調峰收益不應當超過新能源上網電價。深度調峰補償的本意是為了補償機組在壓低出力時額外增加的成本，但如果補償額度設定過高，則容易導致火電企業單純為了獲取調峰收益不考慮能耗損失一味追求將上網功率壓到0，看似為了追求“雙碳”實際上卻與“雙碳”目標相悖；調峰本質上是用其他電源少發一度電換取新能源多發一度電，如果讓新能源多發一度電的代價高于其價值（新能源上網電價），那么系統總成本就會上升，無法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三是要協調機組靈活性與供熱需求，實現低碳高效能源管理。要增強機組自身的快速啟停能力，在新能源大發的時段進行啟停調節，做到調節能力達到最強的同時碳排放最低。要運用創新思維實現供熱機組熱電解耦，考慮運用相變儲熱等技術，以不降低能源品質為前提，在機組停機時滿足供熱需求，同時維持必要的尖峰鍋爐，當供熱需求達到尖峰時能在短時間內投入供熱。要運用大數據信息化手段變革傳統的熱網模式，根據熱網特性和控制參數變動，對熱電聯產、燃煤鍋爐、燃氣鍋爐等熱源進行不同規律調控，基于熱網運行參數實時動態采集的大數據進行收斂性分析，給出全熱源范圍內的優化控制策略，從而實現功能減排、清潔供熱，最終實現智慧供熱。

習總書記提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必須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助力碳達峰碳中和。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是綠色發展的必由之路，但不能“為了消納而消納”“不惜代價地消納”。要耐下性子發展真正低碳的技術，沉下心來設計更加完善的制度，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贏。